作者：心地

明朝的大儒王阳明先生曾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。国父孙中山先生则倡导知难行易的道理。我们的老师依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也强调知与行的重要。但是老师所说的“知与行”与王阳明先生及国父所说的“知与行”不同。王阳明先生与国父的“知”是知识的知。“行”是操作、执行的行。这两者均在头脑的层面，不离形相。而老师的“知”是清楚明白自己的知。“行”则是以足行走之行。这是超越头脑，超越形相的。

数年来，老师一直在强调警觉（知）及走路（行）的重要。对于警觉的重要，我深信不疑。因为释迦如来在无数的经典之中均教导我们要以般若观照了知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无有自性。是故我们应如实观照，切不可妄执妄取，方能彻见真如本性，成就无上菩提。但是对于“走路”的重要性，我始终无法信服。我看不出走路与明心见性有何关联。路谁不会走？如果我连读经都匀不出时间，那有闲工夫去走路？何况，我喜欢打坐。打坐可以立刻让我宁静。“能仁寂默”不正是我们的大目标吗？所以我宁打坐而不愿走路。

这些知见无非是反映了我的自我，我的须弥山。我也深知我的知识障及须弥山也正是我与真如自性之间的高墙。所以这次去休士顿之前，我发愿要整顿我的须弥山。三周下来，深觉不虚此行，功德圆满。兹将我三周的心得归纳成三项：（一）二垒安打须弥山，（二）般舟三昧与知行合一，（三）头脑与心务必降服。

（一）二垒安打须弥山

在中心的第一周，连续几天老师提出问题问在座的同修。老师依序由右至左，再由左而右，又由右至左，问了在座的同修。奇怪的是每次老师都把我跳过去了，好像我是见不着似的。有一次，老师要我们分享修行过程中“哭”的经历。我这种经验太丰富了，不假思索我就可以说上一箩筐。我那天的座位只离老师两席，老师点了我两旁的同修及所有其他 D.C. 的同修，就是对我例外没点。妙的是，老师没点我，却在大家分享结束后，他自己说了我在他以前旧居有一次哭的经验。这件事情我有点纳闷，为什么我一直被跳过呢？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突然出现在我脑际。啊！我就是那静相，我就是那空相，我就是那生灭相。我这须弥山生生世世障碍我前行，还不自知。顷刻之间，我的须弥山矮了大半截。所以我说是一只二垒安打。

（二）般舟三昧与知行合一

这支二垒安打须弥山震破了我的知见，也震醒了我的觉知。我也就更能敞开心怀去看那“走路”之行的重要性。老师也在这三周之中，从大藏经里挑选了许多与地狱有关的经文。而这些经文中不少还与走路有关，让我对走路有更深的体会。加上在中心三星期课程表上少不了走路，于是我有空也就在室内走路。我从来没在家刻意走路，还不知道在家里也可以走路，而且还可以走得无比殊胜，真是跌破了眼镜。

我对走路的成见转了一百八十度。起因于缓行。由于在室内走路，举足、下足可以随心所欲的缓慢。我可以对身体有更细腻的观察。有一天我正在轻移莲步时，实然觉得后背腰部像水波一般地波动起伏。后来这波动扩散到全身，自己就像一条船被水波推动着前进。走起路来，浪起则移，浪止则停，毫不费力，殊胜无比。老师说这境界叫初步的“般舟三昧”。这项体验使我对觉知与走路之间的互动有更深刻的体认。我发现觉知与走路是相辅相成的，是应合而为一的。因为带着觉知的走路有如进入仙境，太美妙了。而走路，尤其是缓缓而行，可以使觉知更清楚、更细致。另外，我还发现走路以后打坐可以使打坐更舒畅、更宁静。所以我现在对“觉知”而“走路”合并为“知行合一”。

（三）头脑与心务必降服

自从我体验了“般舟三昧”之后，走起路来，一天比一天殊胜。因为我走得很慢，后面经常有数位同修随行，像一列火车或一个船队。有一天，我身后只有一位同修，亦步亦趋，走了很久。我突发奇想，我这条船顺着水波前进，毫不费力，我何不把后面那条船连锁起来，一起顺水推舟前进呢？我万万没料到仅这一念起，我的这条船就开始颠了起来。我立刻觉得我的背脊沉重起来。那原来推动着我前进的水波也消失了。我这条船开得十分费力。我呼吸变急了，心跳也加快了，汗也冒出来了。我背后就真像拖了一条大船。我举步维艰，继续走不到一圈我就再也走不动了。我后来打了几个饱嗝，上了洗手间，才调整过来。

这个亲身的体验，令我如大梦初醒，领教了意念的威力。它可以在平静的湖面兴风作浪，可以在晴空中令风起云涌。它也可以使幻成真。这意念来之于头脑，也来之于心。若不降服头脑，若不降服心，而想明心见性，就像欲煮沙成饭一般的困难。

以前老师屡次说我善思维，我还看不出善思维的严重性。这次老师更进一步说我前世修得不错，所以我这世的“光”都是现成的。若不是我的善思维，我前世就可以成佛的。这无非是对我的当头棒喝。我现在时时引以为鉴。我十分感激老师及师母提供这三周的静心机会，也感激所有参与的同修，使我认识了走路的重要。原来知行是合一的。